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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宇宙的英雄人物事迹,时间也要写清楚,很急!!
关于萨根先生,他的妻子安妮·德鲁彦曾感慨万千地回忆起这样一则往事:在华盛顿联合车站,萨根先生完全没有想到,一位搬运工人居然也认得他,当萨根要付小费时,这位搬运工人对萨根先生恳切地说:“不必了,萨根先生,您把宇宙给了我,现在让我为您做些什么吧。
”的确,卡尔·萨根终其一生为公众认识科学、驱赶迷信与伪科学带给这个世界的黑暗而努力。
同时,他也一直致力于寻找地外生命。
在题目中笔者用萨根先生影响颇为广泛的两部作品的名字《接触》(Contact)和《宇宙》(Cosmos)(根据前者改编的电影和与后者相辅相成的电视剧已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来描述萨根先生,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令人惋惜的是,在五年前的那个冬日——1996年12月20日,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行星科学家与科普作家,在大洋彼岸因骨髓癌溘然长逝。
萨根,这位独一无二的“科学的传教士”走了。
“他是一位优秀的探求者,是他那个领域的领头羊,他讲述的题目是宇宙,而课堂则是整个世界。
”笔者一直在为萨根先生逝世后才读到他的作品、了解他而深深遗憾,一直为他毕生怀有的探索宇宙的好奇心与对科学普及的热情所深深激动。
在萨根先生逝世五年后的今天,看着伪科学与迷信仍然出没于这个世界,笔者觉得有必要在此缅怀萨根的一生和他的主要贡献,并重提他的科学精神。
希望有更多人能够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品格和他献身科学的一生。
卡尔·萨根1934年11月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市的一个工人家庭,其父是一位裁缝。
他母亲的溺爱培养了他最初的自信。
少年时代,他喜欢天文学,同时也是一个科幻小说迷。
天文学书籍与科幻小说,无疑对于他选择日后的从事的职业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到数十年后,他在他的那部著名的《宇宙》中,谈到在参与“海盗”号的火星探测活动中,第一次看到从火星表面发回的照片时,仍然深情的回忆起年少时读过的讲述火星上“巴苏王国”的科幻小说。
萨根195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56年获得物理学硕士,在1960年获得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博士。
在60年代早期,他执教于哈佛大学。
自1971年起一直到他逝世,他在康耐尔大学担任天文学与太空科学的硕士与博士导师。
即使是在他病重期间,他仍然继续指导他的学生。
萨根先生在短短的62年生命中,研究成果十分丰硕。
他在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海盗”、“旅行者”、“伽利略”等行星探索计划中起到重要作用,荣获了NASA的特别科学成就奖,并且两次被授予杰出公共服务奖和阿波罗成就奖。
可以说,萨根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取得重大成功的一系列行星探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将第2709号小行星命名为“萨根”。
萨根先生不仅仅在行星探测计划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行星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萨根先生是美国天文协会行星科学分会、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联合会行星研究会以及美国科学促进会行星学会的主席,他的研究重点是金星的温室效应和火星的季节变化。
他在学位论文中创立了金星大气的温室模型,对金星表面的高温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萨根先生不但是一位从事专业研究的天文学家,更是一位出色的科普专家与科学教育家,他不仅仅注重于专业的天文学研究,更重视让大众了解科学,了解宇宙,了解天文学家们所从事的工作。
萨根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对文化经典的学习和人文课程的滋养为他提供了广博的知识,使他在从事科普创作时游刃有余,能够用优美的语言将诸多深奥的科学道理娓娓道来,他对科学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唯一能够使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
他一生著述颇多,除了他在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之外,他还写了30本科普书籍。
其中《伊甸园的飞龙》一书于1978年荣获美国普利策奖。
1980年,他推出了由他亲自参与编导与表演的13集电视系列片《宇宙》,该片向观众讲述了宇宙的过去与现在,以及人类对宇宙探索的历史与取得成果,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这部电视片被翻译为10多种语言,在60多个国家放映,观众达5亿!此片配套的科普书籍《宇宙》成为美国《纽约时报》连续70周的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也是历史上英语出版的科普书籍中发行量最大的。
1998年,该书由周秋麟翻译,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使中国读者能够一览该书风采。
不过可惜的是,这部电视系列片虽然早在80年代,李元先生就已译制完毕,而至今10余年过去,不知何原因中央电视台一直未播出,实为一件憾事。
(编者注: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将于12月21日零点10分(即20日午夜)播出《宇宙》,共13集,两周播完。
)除了《宇宙》之外,萨根先生的《布鲁卡的脑》、《暗淡蓝点——展望人类的太空家园》、《宇宙中的智能生命》、《接触》、《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等书均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为世界所熟悉。
萨根先生致力于科普工作并非为所有人所理解。
他一度因从事科普宣传遭到一些同行的轻视与贬低,他们嘲笑他的工作与在屏幕上侃侃而谈的形象,甚至认为对公众进行科普宣传降低科学家的自身价值。
但是萨根先生仍然我行我素,对这些见解不予理睬。
萨根曾坦言,他之所以极力向公众传达科学,主要因为科学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 金光大道;科学可以是我们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环境保持警觉;科学可以使我们懂得关于物种、生命、星球和宇宙的起源、本性和命运;科学是反对神秘主义、反对迷信的堡垒。
萨根先生在科学、文学与公共事业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也许就是他已经成了美国人民心目中的代表现代科学的偶像;以及在世界上,对于许多人来讲,卡尔·萨根就是太空科学和太空探索的化身。
他为科普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其赢得了美国青少年的尊重与喜爱,他的知名度在美国超过了明星与政治领导人。
1991年在美国青少年中进行“十大聪明人”的评选,萨根名列榜首,当年被美国人视为英雄,在海湾战争立下赫赫战功的斯瓦兹克夫名列第二,而美国前总统里根名列第四,时任总统的布什名列第六。
为了表彰萨根先生在将科学应用于公共福利的贡献,萨根先生还被其他国家和部门授予多项奖励,如美国太空航行委员会的约翰·肯尼迪太空航行奖、探索者俱乐部的第七十五届年会奖、苏联航空联合会康斯坦丁·柴可夫斯基奖、美国天文协会马素斯基奖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颁发的公共福利奖和美国国家科学院最高奖等等。
萨根先生的研究一直集中于那些可能性不高,但是对人类具有巨大潜在影响的问题上。
比如核战争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早在1982~1983年,他就和五位科学家一起撰文指出: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如果爆发全球性的核战争爆发,势必造成全球性的气温下降,全球气温会远远低于地质时代的冰河时期。
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全球农业的彻底崩溃——这无论对于世界文明或哪一个国家,都是极其可怕的。
从后来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核冬天的确使得冷战双方,尤其是苏联认识到核战争是徒劳无益的,从而大大降低了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在萨根先生十几岁时,他曾说过“耶稣基督是外星生命”这样令人吃惊的的话。
对于卡尔·萨根而言,他毕生坚信存在地外生命甚至是地外文明。
他一生中有相当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研究寻找地外生命的方法,并且写了多篇文章讨论地外生命可能的存在形式,他被学术界公认为宇宙生物学的奠基者。
在1973年发射的先驱者10号探测器上,应萨根先生的要求,放置了现在已广为人们所知的那块指示地球与人类基本信息的金属标志牌,以希望当外星人截获这个探测器之时能够了解地球与人类的基本情况。
对于地外生命存在的可能性,萨根在他与安·德鲁彦合著、被翻译为多国文字的著名科幻小说《接触》(1997年被改编为电影,由女影星朱迪·福斯特主演,国内引进后将片名翻译为《接触未来》)中,借女主角阿洛依博士——那位致力于通过射电望远镜倾听,以找出地外文明发来的消息的科学家(这显然是卡尔·萨根以自己和其他积极倡导和参与SETI的科学家,如德雷克为原型)之口,讲到:“宇宙是如此之大——比我们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大,如果其中只有我们一个文明,那太浪费空间了”,这段话表明了当前地外文明研究的哲学背景。
萨根先生正是这样想的,他为寻找可能存在的地外文明不懈努力。
现实生活中,在同《接触》中一样,通过用射电望远镜倾听太空的无线电信号来寻找地外文明的SETI计划的初期,在NASA停止资助之后,萨根曾各处奔走宣传,以获得足够的经费,使得该项目能够得以继续进行。
虽然现实生活中的SETI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可以确认为地外文明发出的信号,但是萨根和其他SETI的科学家们毕竟使得人类迈出了可能与地外文明接触的第一步,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现了地外文明,萨根先生在取得这一人类历史中最大发现之中自然功不可没。
“科学太重要了,但是不能仅仅靠科学家来操劳。
” 萨根面对世界范围内伪科学以及各种神功邪教、神医之类的迷信大行其道甚为担心,他告诫道:科学激发了人们探求神秘的好奇心,但伪科学也有同样的作用。
很少的和落后的科普所放弃的发展空间,很快就会被伪科学和迷信所占领。
如何能避免邪说泛滥?如何能让科学深入人心,伪科学与迷信没有市场?在萨根先生看来,就是要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让科学成为大众都感兴趣和普遍关心的话题。
在很少有科学家实际投身于对介乎科学边缘的或伪科学的信念进行检验或向之挑战时,萨根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与伪科学、迷信与盲从抗争。
作为美国超自然现象说法科学探求委员会的成员,萨根先生一直关注着社会中流毒甚广的伪科学典型,努力探求伪科学产生的根源,揭露伪科学的本质。
在他去世前半年,萨根先生出版了他一生之中最后一部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该书已由李大光翻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萨根总结了自己多年所思所想,全面的反映了科学与伪科学的斗争。
全书充满了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通过透彻的分析和发人深思的启示,详细的阐述了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区别。
萨根以广博的知识、犀利的思想对伪科学的实质进行入木三分的揭露。
对伪科学与伪科学后面所隐藏的反科学的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该书当年便创下最佳畅销书第一名的记录。
萨根曾直率地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在下个世纪(21世纪)中生活的更好,且其基本价值不受影响的话,那么都应该关心国民的思维、理解水平,并为未来做好规划。
的确,在现代社会中,公众需要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需要的是一种科学的精神。
这种科学精神就是萨根先生不断提到的好奇心、探究真理的精神、怀疑精神、参与决策的意识和能力,以及实证意识。
萨根先生从不讳言自己对于科学,对于宇宙探索终生怀有的热情,“该书讲述了我与科学终生不渝的爱情故事”,他在自己的书中多次这样讲到。
如今,我们已永远无法知晓,有多少人因为萨根的作品影响,为他的热情感动而投身于科学,也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普通民众因为同样的原因对科学事业报以同情,但我们深知,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更多像萨根这样的科学家。
萨根,接触宇宙的人,他从未放弃过他那种孩子般的对宇宙的好奇心,他以自己的热情为人们理解科学而努力终生,使无数的人们对科学发生兴趣。
全世界的人们一定会牢牢记住他的名字,长久的深深怀念他!
在印度美文摘抄
编者说借着受邀参加诗歌节的机会,诗人来到印度,体验一次印度古国深度游。
诗人行走于印度各处,用卓越的共情能力和诗性的语言,细致描摹他眼中的印度。
破旧的监狱、衣衫褴褛的犯人;街道上的乌鸦、老狗和川流不息的、龟速慢行的人群,目之所及的场景,如缓慢流动的古老的河流一般。
这个国度的精神文明和社会发展呈现一种停滞的状态,时空仿佛倒流置换,而这里几百上千年都没有变。
在印度于坚我跟着几个诗人去一家监狱访问。
我们是经过政府特许的,市长签字批准我们去里面为犯人们朗诵诗。
像通常的监狱一样,我们经过一堵高大的围墙,墙高得相当夸张,像是悬崖绝壁。
绝壁的顶端安装着一排铁丝网。
有十几只秃鹫从秋天灰色的云层里俯冲下来,落在用来固定铁丝网的水泥桩子上。
一只秃鹫站在一根桩子上,另一只秃鹫站另一根桩子上。
很快落下来一排,像是来为监狱加强守卫,那堵墙显得更加戒备森严了。
我和两个印度诗人走在队伍的最后,他们一高一矮,都穿着拖鞋,开裂的鞋面下露着棕黑色的脚趾头,鞋底深陷在灰里,几乎要埋掉他们的脚。
衣服不太干净,看上去已经穿了很多年,像是德里老城里的流浪汉。
其实都是有家有室之人,都是婆罗门,写诗的婆罗门。
这种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很普遍,这里的人不像中国人那么爱面子。
大多数人都是深色皮肤,深眼眶,相当深沉的样子,笑起来白牙灿烂。
身体本身的质量超过了衣服质量,衣服微不足道、破衣烂裳也无所谓。
感觉不是两个衣冠楚楚而是两个身体走在我旁边,令我信任,与他们几乎没有障碍。
我们挨得很近地走着,就像是三兄弟。
贾拉曲是一个小个子,衬衣的口袋里别着一只圆珠笔一只水笔。
我们每个人斜挎着一个麻布做的包,是诗歌委员会赠给的。
里面装着一本诗集。
一言不发。
我们彼此语言不通。
他们两个也互不相识,一个来自马拉尔平原,另一个来自加尔各答旧城,都穿着细条纹的长袖衬衫,颜色稍微不同,我年轻时也穿过,与贾拉曲的一个颜色。
这一段路我们三个争论不休,我和贾拉曲认为那些停在水泥桩子上的是乌鸦,穆迪认为是秃鹫。
那些鸟间或叫两声,嘎嘎,嘎嘎,这声音令人糊涂,我们都不太确定它们是乌鸦还是秃鹫,也许它们是鸽子,但是鸽子的个头更小,在这个距离完全无法判断。
或者那不是下午三点一刻的鸟鸣,而是死刑犯的集合号也未可知。
我们一言不发,争论没有形成语言。
我们只是仰头望着那些鸟,它们像轰炸机似的来了一群又一群。
它们为什么对监狱感兴趣?就像我们这一伙诗人,从世界各地来到特里凡得琅,却对监狱这个不祥之地发生兴趣。
经过一个木头岗亭,一位戴着军官帽的男子挥手抬起木制的栏杆,让我们进去。
大门是一座发黄的铁门,本来是涂成天蓝色的。
在外面看上去像是一座工厂,就像我年轻时候工作过的工厂,只是大铁门的颜色不同。
监狱大门涂成蓝色很少见,我以前见过两处监狱大门,都是土红色的。
经年累月之后,门皮生了一些锈,看上去就不是天蓝色了,大部分成了土黄色。
土黄色经过雨水清洗,有些泛白,侵入本来的蓝,就像是一幅尺寸巨大的抽象画,毫无艺术激情。
大门是用四块铁板焊接成的,接缝之间留着十厘米宽的缝,可以窥见里面,一个钉在黄色肩头上的肩章在缝里面晃了一下,两颗星。
大门柱子上钉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一个数字,1321。
是这个监狱关押的犯人的数额。
大门一般是不开的。
围墙上嵌着大门,大门旁边还嵌着一栋灰色的有着玻璃门的房子,来访者从那里进入监狱。
我们进了那个有着玻璃门的办公室,里面摆着沙发,挂着某人的肖像。
墙角的桌子上摆着花瓶。
沙发后面有一面镜子之类的东西。
我看了一眼,没看见我自己,却看见后面的房间。
从房间里面走出来一个高大的军官,他是监狱长,是这个监狱唯一一个衣冠笔挺的人物。
一身土黄色军装,这种颜色看上去很旧,全新的也是旧的,肩头安着两个土红色的牌子,上面绣着金线和星。
他留着八字胡,脸部轮廓分明,似乎在模仿某个已故的英国军官。
我递给他一本我的诗集,汉语的,在印度我去哪里都背着这本书,以防我得证明自己是谁。
这是非常有效的,任何人一翻开它,看见那些象形文字,即刻愣住,这种字就是最博学的人也只是在博物馆里见过,这个人竟然用它写了一本书,任谁都随即变得毕恭毕敬。
他接过去,没看就塞到他的胳臂下,那里还夹着另外几本。
我们跟着他走进办公室的过道,那里有一个个已成古董的栗色柚木门,古老的木纹,像是贵族的宅邸。
门上的黄铜锁闪着微光,门上挂着刻着字母的铜牌,一看就是知道是谁在里面干活。
过道上支着一排柚木档案柜,其中一个柜子的门开着一半。
里面陈列着一本本诗集似的本子,黄色的、厚厚的,已经卷边。
我抽出一本来翻,里面用蓝墨水写着一行行蚯蚓般的文字,有的名字下面用红墨水做了标记。
印度诗人见我满脸困惑,就把本子接过去,念了一个名字:卡夫卡,相同的发音。
有一个诗人看得懂印地语。
另一个看不懂,他是孟加拉人。
印度有1467种语言。
我又把本子接过来,念了一个名字,苏轼,发音如此。
小个子的印度诗人耸耸肩,修士,他念道。
然后我们继续朝里面走,经过厕所和另一些办公室。
有个办公室开着门,里面有个黑头发的女子坐在一台老牌打字机前,正在朝一张白纸上敲字母。
印度有很多打字机,没有一台是新的。
这个地方很适合先锋派导演再拍一部叫作《去年夏天在马里昂巴德》的电影,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但是必须得到诗歌委员会批准。
他们不隶属于这个诗歌委员会,所以他们永远不知道这个走廊。
我和小个子的诗人走去洗手间小便,门把手水渍渍的。
洗手间是英国人留下来的东西。
到处都在发黄,小便池漏水。
贾拉曲告诉我,印度以前没有厕所,整个印度,从喜马拉雅山到这个监狱没有一个厕所。
所有粪便都排泄在大地上,大地没有成为厕所,百花盛开。
英国人带来了马桶、小便池、监狱、档案而不是莎士比亚。
这个洗手间臭烘烘的,进去就没法不想到便坑里面那些黏糊糊的东西。
我们没有洗手,盥洗盆的龙头不出水。
我们其实也没有洗手的打算,手可以随便洗吗?穆迪继续戴着眼镜在外面等我们,兄弟要一起行动。
我们抖抖,回到走廊,那个军官已经不见了。
走廊尽头再转过去,再转过去。
终于走出了这个柚木城堡,那个军官站在院子里喊着,一个士兵小跑过来。
院子里有几排矮房子,蘑菇般的岗亭,规格不一的铁门,都刷成天蓝色。
房子后面还有花园,它像孔雀那样露着棕榈树的尾巴。
在一个门外面,横七竖八扔着许多鞋子,都是拖鞋。
我们又进了一个小点的铁门,门口有穿土黄色军装的士兵守着。
监狱长继续在前面带路,他的屁股上晃着个真皮枪套,套口上露着木头枪柄。
他的军装是短袖的,两只手臂是古铜色的。
紧紧跟着他走的是一位德国诗人,他不像卡夫卡那么瘦弱,身材高大,握着一台傻瓜相机。
他长得酷似监狱长,只是一个白,一个黑。
白的这人神情生硬,像个监狱长。
黑的这人则像个大哥,不像监狱长。
脱去军装的话,他就是个农夫或者德里集市上拉三轮车的车夫。
过道两边墙上画着壁画,监狱长说,都是犯人画的。
他们画了红色的老虎、金色的佛陀,黄色狮子、蓝色猴子、灰色大象和一只孔雀,都是漫画,色彩鲜艳。
最后我们进入一个光线昏暗的大厅。
开会的地方,与一般会场不同,窗子都在高处,安装着铁栅。
已经坐满犯人,大约100个。
他们靠着天蓝色的塑料椅子,全部穿着拖鞋,上身是短袖白衬衣,下面是白笼裙,看上去很久没有洗过。
一排排乌黑的脸,嵌在其间的白牙齿相当醒目,像是刚刚写过的诗从句子里走出来,还沉浸在某种含义中。
后面站着几个士兵。
他们笑眯眯地看着诗人。
中间的过道上支着一台摄像机,摄影师正在后面对焦。
诗人被带到主席台上坐着。
一个犯人走来,给每人发了一瓶矿泉水。
大厅的顶部安装着几台铸铁的风扇,像是某种脑袋的内部构造,肺叶般的扇片阴郁地旋转着。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坚固的风扇,看上去已经旋转了一个世纪。
犯人们坐得端端正正,仿佛他们刚刚作案完毕,洗过了手,正在休息。
监狱长首先讲话,他说,欢迎诗人们!下面哗哗鼓掌,然后就开始念诗,第一个是印度诗人拉姆,他一看就是一位大诗人,一身白袍。
神情、体重、手势,高挺在世界悬崖上的肚子和不经意地抹在额头上,像是用毛笔写的汉字里面的一横的黄香楝粉——都表明他是一位大师。
他走到哪里,都有青年跟着他,吻他的脚。
他站在麦克风前面,唱了一段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雨季将要到来的时候,偶尔晴朗的晚上,南方的天空出现的都是下弦月。
月光犹如一位妖娆的舞娘,赤手空拳地杀入我梦中。
我常常坐在大殿的穹顶上,看那些巨大的影子在冷月下迅速地移动,那是森林妖精,它们都有白色的身体,看到月光就会莫名其妙地兴奋,在罪愆花和昆仑荆的高大树冠上整夜起舞。
荒草和藤蔓在它们足下被反复蹂躏,躯干折断,委身风尘,处子般贞洁尽丧。
空气中弥散着月光的暧昧影像和花草汁液的甜香。
”他的声音具有魔力,就像那台古老的电风扇,吹出一股沉重的风。
即使打开了监狱,没有一个犯人逃跑。
他绝对地信任他念的诗,只要一出口,古老的语言就能征服森林平原大海和土地,最危险的罪犯也要臣服。
他一点也没有夸张史诗的重要性,他只是用一个古老的调子唱出来,像是一台老牌的录音机。
大厅安静得像一群吃草的绵羊。
拉姆唱起来就忘记了时间,这种史诗就像醇酒一样,会令人忘记时间。
他自己忘记了时间,下面的犯人忘记了时间,守卫们忘记了时间。
只有主持人没有忘记时间,焦急地看表,示意他停下来,但是拉姆浑然不觉,戴着金戒指的手放在讲台上,肥厚的胸部起起伏伏,唱了一段又一段,这首伟大的诗有个对句。
他的声音像恒河水一样浑厚,滔滔不绝。
主持人最后只好打断了他。
犯人们都竖着耳朵,他们中间有小偷、杀人犯和骗子,都歪着头听。
拉姆停止时,他们还没有缓过神来,通通呆坐在椅子上。
印度史诗都是教育人如何做人的,赞美神灵谴责魔鬼。
不需要知道它唱什么,这些诗歌已经唱了数千年,含义已经不重要,声音已经成为神的声音,谁唱,谁就是神,能够唱它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必须终其一生,甚至两生,三生。
拉姆唱过,后面的诗人就是小巫见大巫,只能博取犯人的好奇心了。
那些精心打扮过的诗人,衣冠楚楚,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希腊、荷兰……在拉姆之后都显得很轻浮。
这些诗歌小丑为了博取犯人注意,开始装疯卖傻,表演,惨不忍睹。
一位英国胖子跑到台下边跳舞,边念念有词,犯人们被逗得咧嘴大笑。
1957年11月19日,美国圣佛朗西斯科市演员工作室剧团在圣昆丁监狱为关在里面的1400名囚犯演出了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他们之所以在监狱演出此剧,主要是因为剧中没有女主角。
我们这一伙里面有两位女诗人,一位来自意大利,长得像电影演员贝拉。
另一位像马拉巴尔海边卖鱼的渔妇,她在朗诵之间,忽然张开手臂,然后就跳下主席台,跑到犯人中间去,犯人都扭头去看她要干什么,她发出了一串奶酪般的法语,向犯人们颁发了小纸片,不解其意。
拉蒂坐在前排,已经睡着了,她闭着眼睛的样子很像麦积山石窟里的佛。
她累坏了,她费尽周折,申请各种文件,才将一伙诗人带进监狱,其难度不亚于将犯人带出监狱。
下起了暴雨,监狱大厅的顶棚很薄,雨点打在上面就像是一场战争中的激战,监狱就要垮了,这场雨像是在欢呼。
轮到穆迪朗诵的时候,雨忽然停了,他站在舞台中间不知所措,低声念了几句,大意是:一头雪豹在喜马拉雅山中低语,它爱上了一只德里的孔雀,痛苦的、无望的爱情哪!阳光听了很感动,马上鼓掌,犯人的脸亮了,就像是一箱子豆芽。
那是最后的阳光了,夜晚马上跟着它进入了监狱。
犯人们不见了,那些蓝色的塑料椅子也不见了。
拉姆走过来,请我与他合影,我就请赵凡用手机为我们拍了一张。
当我们走出监狱的时候,天已经黑透。
那天我念的是这首诗:《我见过黑暗我从未见过一只乌鸦》那些乌鸦抬着翅膀跳来跳去/那些乌鸦在吃一只大老鼠的尸体/那些乌鸦为乌云抬着棺材/那些乌鸦嘴喋喋不休/一边飞.一边说着天空的坏话/那些乌鸦跛着腿走在宫殿的阳台上/那些乌鸦在啄食王冠上的乌鸦/那些乌鸦给深渊写信/字迹清楚如它们自己在飞翔/那些乌鸦在蚕食着黑夜不是为了光明/那些乌鸦穿着黑西装坐在法院的会议室/白天的屁股露出来.乌鸦用黑暗挡着它的私处/世界在生产暗物质通过政治权力爱情/通过那些蹲在西西里广场上的黑手党/通过一首又一首诗乌合之众在歌唱乌鸦/世界永远黑不过乌鸦上帝不敢公布它的阴谋/白昼的夜行者我见过黑暗/我从未见过一只乌鸦完美的黑暗特里凡得琅的人主要讲马拉雅拉姆语和英语。
囚犯会说的语言更多,有些人会从其他地方跑来这里犯罪。
我念的是汉语,下面的犯人肯定听不懂,我只是想让他们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一个嗓音沙哑的人,就像那场雨里面的某一小节,在暴怒之声与有气无力之间,海岸边的那种大海撤退时的沙哑。
我每次念诗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犯人,又自信又害怕。
自信是因为相信在写诗这件事上自己清白无辜、忠心耿耿,害怕是因为为诗定罪是各种语言普遍的特权。
语言并不是诗,诗侮辱了语言的大家长地位,你小子为什么这么说,这是语言吗?格律呢?意境呢?美呢?雪莱先生不得不为诗辩护:“诗能使世间一切都变为美丽。
原本美丽的事物会因之锦上添花,丑陋的事物可以为美所点化。
它将欣喜与恐惧、快乐与忧伤、永恒与变幻融为一体;它冲破一切势不两立的对峙,用它轻柔地驾驭,使一切对立结伴而行。
世间的一切都因诗的到来而变形,在它的辉耀下,同显一种神奇,成为它灵气的化身。
那是一种神奇的炼金术,能够将致生于死的毒液,化作可以畅饮的甘露;它撕毁世界腐朽陈旧的表象,展露出无遮无掩、宁静沉睡的美,而这种美恰是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内在精神……”诗在我们的时代已经落魄到每一首诗都在为诗自己辩护的地步。
“我是诗!”辩护令我觉得写诗是一种对文明的冒犯,一种罪行,其实诗人与台下的那些咧嘴微笑的犯人只是分工不同。
是啊,为什么是一伙诗人站在监狱里,而不是那些会计人员、技术骨干、基金经理或者畅销书作家?我每次念完自己的诗下台的时候,后面都要跟过来一群看不见的鬼魅,它们埋怨我又一次骚扰它们。
它们——那些因为诗而疯癫、贫困、潦倒、放逐的屈原、但丁、杜甫、李白、歌德、苏轼、惠特曼、泰戈尔……早已功成名就,我念首诗就令他们睡不好觉,这小子写得怎么样哪?哀怨凄楚提心吊胆地跟着我,议论纷纷。
其实我微不足道,他们过虑了。
每一首诗都要惊动死者,令它们复活,倒是那些行尸走肉,总是神气活现,指责诗这样,指责诗那样。
每个诗人都是囚犯,只是他们被押在一个叫作语言的监狱里。
这个监狱叫什么来着?中央监狱。
贾拉曲后来绕到我的座位旁,递给我一个小纸条又回他的座位去,上面写着他家在加尔各答的地址。
他说,去找他。
他在麦克风前面念了一首诗,用某种语,声音像是某种叽叽喳喳的鸟。
我估计意思是:我住在加尔各答/那是我母亲生下我的一个地方/一块布永远在院子里晾着/有时候上面画着一幅地图/有时候缝着一块睡莲般的补丁/有时候我们用它做裹尸布穆迪念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他的声音像是一位士兵。
他念完就去向拉姆鞠躬。
拉姆握着他的手,握了很长时间。
相较握手的一般时长,那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有诗人才这么握手,像是一头老虎和一只犀鸟的握手。
然后拉姆拍着穆迪的肩膀,他们一道走出了监狱,印度人就是这么亲切,这是一个兄弟姐妹的国家,大家彼此不见外。
当我们再次回到监狱外面的那条碎石路上的时候,天已经黑透,监狱的围墙消失在黑暗里,令人怀疑那里到底有没有围墙。
在围墙尽头,有一座印度教的小寺庙,外面被雨水淋湿,闪着微光,里面还亮着灯。
我们脱鞋进去。
祭司还在,他是个中年人,光着上半身,胸前挂着一块宝石,下身围着一块白布。
正在为油灯添油,古铜色的脊背上闪着汗光,像是一头肚子下垂的公牛。
神龛是古老的石块垒叠起来的,坚固、阴森、庄严。
印度教的神看上去要么丑陋得恐怖,要么美丽得恐怖。
贾拉曲为油灯添了一点油。
穆迪没有进去,他在黑暗里站着。
……【于坚,195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四川资阳。
“第三代诗歌”代表人物。
著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散文集《人间笔记》《棕皮手记•活页夹》《丽江后面》《云南这边》《老昆明》等四十余部。
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年度杰出作家奖、人民文学诗歌奖等。
作品被翻译成法、日、德、英等十余种文字。
】
我们说的神、仙、鬼、妖,使用的会不会是暗物质和暗能量?
如果科学家们在宇宙发现的宇宙墙是真的,那么一切的一切将迎刃而解。
太空的黑洞虫洞可以无穷尽吸引力吸引一切靠近星体,有入没出,而各种维度或平行维度会以某种形式若隐若现。
假若以阴阳区分,阳即是实物实体物质,阴即是无实物实体,但感觉存在。
神、仙、鬼、妖虽只是人们制造崇拜产物,从开天劈地至今,没办法下结论真与假,只能分为唯心唯物而论! 道佛修练的气(磁场)与神、仙、鬼、妖修练的暗物质应该属同一范畴,都以气(磁场)或暗物质为媒介载体加以修持修练而达到利用暗物质暗能量,从而以移身离影意念身法沟通暗物质暗能量。
神是在凡间修炼而成,一般人修炼不成,只有正义感的人才能修成正果,死后灵魂会被玉皇大帝招去,在付你一身能量,玉皇大帝是宇宙之主,集全宇宙能量与一身,他能给神注入不同等级的能量,有救死扶伤的,有杀富济贫的,有点石成金的,这些神到凡界各有用处,是正义的化身。
仙,是人间思想的引导着,他们长期穿梭在适应的人群生存,把人们的思想追求统一起来加以利用,如果有什么事情想不开,你可以去看大仙,他们会给你指明一处光明大道,让你解脱暂时的烦恼,真正的仙人确实有些造化,能把精神病忽悠正常了,他能化解你心中的焦虑 ,暂时心宽眼亮,忘却烦恼。
但仙永远不能成神,因为他们在民间吸收的能量太复杂,不成一统太乱,这就影响了成神,只能在民间点化人类,就像黄大仙似的几千年只能在民居,山谷里忙碌。
那些即不能成神也成不了仙的就成了鬼了,那些在人间表现好的,鬼神统治者闫王爷会给你按排一个好差事漩荡,整治那些心怀鬼胎不办人亊的人,他们长期依附在你的身上,把你引向万丈深渊。
神、仙、鬼、妖,指的是人,不是暗物质和暗能量!理由?神、仙表有崇高道德情操的人,一生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在家能尽孝,为国能尽忠,乐于付出,只为他人,不为自己,少计较,多包容,这种人来世升天堂! 鬼表贪心重,自私自利,坑蒙拐骗,处处只为自己,处处占人便宜,这种人来世堕饿鬼道! 妖表没有羞耻心,以色相诱人,衣着不伦不类,奇装异服,暴露露骨,败坏 社会 风气,这种人来世堕入畜生道!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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